■本報記者 李丹
觀察
盡管新學期才剛開學，但浙江慈溪的很多企業已經開始扎堆兒到慈溪職高等職業學校“搶人”來了。就在幾年前，這些企業還都不惜遠赴其他地區招聘員工。“這都得益于校企合作。”慈溪市教育局副局長彭飛龍介紹說，近年來，該市職校積極探索引企入校、搬教入企等校企合作模式，在招生就業、課程設置、實訓基地、人事改革等方面與企業深度合作，“不僅學校變樣了，企業受益了，還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
在全國各地，像慈溪市的職業學校這樣探索校企合作的職校不勝枚舉。作為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關鍵點，校企合作的開展在“中國制造”、“現代產業體系發展”、“向經濟大國轉變”的新型工業化時代，對高技能人才培育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當前校企合作仍存在一系列問題，其中，因校企屬于不同社會領域，核心利益并不相同，校企合作深度不足問題最為突出，嚴重阻礙了職教發展。如何破解這一難題，成為當務之急。
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癥結何在
“挨白眼、吃閉門羹、被掛斷電話是家常便飯。”每每說起與企業談合作時被拒絕的經歷，河北化工醫藥職業技術學院主管教學的岳院長便很無奈，“有一次，對方一聽說我想搞校企合作，就說，我們只管用人，培養人明明是你們的事！”在校企合作探索中，有著“磨破嘴皮子，跑斷腿肚子”經歷的校長和教師不在少數。
而另一邊，談到校企合作，企業也覺得很委屈。曾與省內10多所職業院校合作過的江蘇揚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副主任張瑜蓉認為：“合作的最大障礙是校企雙方目標不一致，企業的目標是利潤，需要創造經濟效益，而學校的目標是培養人，企業因此缺乏合作動力。”
張瑜蓉舉例說，企業接收職業院校的師生實習，需要配備專門的指導教師并安排吃住，有些學生因不熟悉實際的生產操作，容易出次品或損壞機器設備，甚至發生安全事故，這都會給企業增加生產成本和管理風險。而且，政府對企業支持職業教育的稅收優惠和經費補償等政策也不夠完善，“所以，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誰也不愿做，即使勉強開展，雙方的合作也很難一直堅持下去”。
在以上因素影響下，盡管職業學校為求得生存發展，幾乎都在尋求與企業的合作，但大部分只停留在教學設備捐助、實習基地提供、員工培訓等層面。國家教育督導團于2011年7月發布的關于職業教育的督導報告中就指出：“行業企業參與職業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專業設置和課程建設仍不充分，據抽樣調查，僅有17.5%的企業與學校共同開發實訓教材。”
對于這種現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教研究中心主任邢暉的總結是：“當前，校企合作并沒有取得質的突破。學校熱、企業冷的局面尚存，企業沒動力、少約束、沒保障、少實惠的風險和顧慮依然存在，校企合作不穩定、不深入、不實在的情況沒能從根本上改變。因此，造就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缺乏必要的培養途徑保證，職業教育的發展缺乏方向性的培養模式基礎，學習型企業和企業人力資源能力建設也出現渠道性障礙。”
其癥結何在？有關專家指出，政府、行業、企業、學校作為校企合作的利益相關者，其利益契合點正是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問題。但是，當前的很多校企合作，還是沒有在價值觀、資金、資源方面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其原因有頂層制度的不甚完善，學校和企業也問題頗多。
“在以往的校企合作中，職校往往過多強調自身培養的人才是向企業輸送的，自覺不自覺地以社會責任和教育成本分擔來掩蓋企業應獲得的利益。”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王振洪說，“其實，學校應該認識到，合作不應以犧牲對方利益為前提，而應放大、倍增、傳遞雙方的共同利益。”可現實中，很多學校沒有加強自身的能力建設，以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
“很多企業的觀念也很陳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明航指出，在當前就業準入制度落實不到位等客觀因素下，企業老板招聘員工廉價快捷，不愿參與培養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沒有認識到對職業教育的投資其實也是企業的生產性投資，企業才是職業教育的直接受益者。
“這導致目前大多數校企合作關系的建立和維系主要還是靠關系和信譽。”西安工程技術學院院長徐明說。 |
機制體制亟待突破
“學校和企業是不同的兩個主體，主管部門不同，追求的利益、管理的思路等也不同，學校和企業要跳好雙人舞，必須要找準兩者間的切入點。”曾任西安航空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的陳萬強，在一次座談會上這樣陳述自己的想法。
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和企業尚在快速發展階段的實際，用社會責任感來要求企業參與校企合作顯得非常“柔弱”。從現實出發，這個切入點對企業來說，一是獲得一個穩定的人才吸收途徑，二是可以通過和職校的合作實現技術革新。
全球工程機械制造商50強企業——三一集團，已經與10多所職業院校開展深度合作。在與湖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的合作中，該集團從學校的招生階段就開始介入，與學校一起制定教學大綱，同時，派出專人對學生進行面試和素質測評，改革評價機制。“深度的校企合作讓我們嘗到了甜頭，為集團儲備了大批優秀人才。”三一集團人力資源副總監章建純說，如今在三一集團，職業院校畢業生占到了集團工人總數的48.9％，而在集團現任的423名班組長中，超過半數來自職校，職校畢業生成為集團生產一線的中流砥柱。
學校是人才培養的主體，在當下校企合作的格局中，學校面向市場辦學的不適應更為突出。“職業院校要想破解一頭熱的狀況，就要主動出擊加強自身的辦學能力。”徐明說。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最大區別，在于課程體系、教學方法和評價機制方面的不同。職業教育必須緊跟產業調整升級和經濟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專業結構、教學方法和評價機制。”北師大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說。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與5家行業龍頭企業建立合作學院，使企業在校企合作中全程參與，與學校共同協商設置專業、開設課程、制定大綱、選用教材等，建立起適合職業技能人才培養的課程體系。
“許多高等職業院校在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上機械照搬普通高校，導致高職院校的運行機制不夠順暢，教學實訓出現‘兩張皮’的現象。”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長馬樹超說。
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就曾在校企合作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因這種機制不暢遭遇瓶頸。
2007年，該學院部分實訓基地開始承接項目，因管理責任不明晰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開始顯現。同時，人事制度、硬件建設、校園文化等如何符合高職院校特色，也成為學校內涵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
對此，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王振洪的思考是：“要從組織架構搭建、運行制度建設、育人機制構建等方面入手，最大程度地滿足校企雙方的利益訴求。”
從2008年開始，該學院把改革自身的組織架構作為突破口，撤銷原有的系級建制，通過組建項目部、工作室等教學實訓一體化機構，建立起符合高職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特點的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從而理順了體制機制，提高了管理效益。
在校企合作的探索中，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也應運而生，河南、海南等不少地方依托較為優質的職業教育資源與行業企業共同組建職教集團，這也對集團化辦學過程中內部機制體制的順暢提出了挑戰。有關專家表示，職教集團不能只是形式上的集團化，而要在管理格局、運行機制中體現集團化特征，要調整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學內容，加強校內外實習基地建設，真正在內部機制體制上實現突破。
政府要為深度合作當好“紅娘”
“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改革最為重要的動力，但由于企業和學校在性質、體制、功能和結構上不同，事實上很難通過‘自由戀愛’的方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而在這方面能給二者架起橋梁的就是政府。”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方展畫說。
日前，寧波市政府扮演“橋梁”角色的一個舉動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繼出臺全國首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地方性法規以來，寧波市政府又正式通過和施行了《寧波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實施辦法》，通過建立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設立政府專項資金、支付學生實習報酬和辦理保險、搭建校企合作公共網絡服務平臺等一系列舉措，明確了政府、企業、學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權責和義務，重拳破解經費保障不足、課程對接脫節、教師互聘不暢、學生實習報酬和保險難落實、校企供需信息不對稱等校企合作中長期存在的難題。
“寧波的這種做法不僅成為保障和推動本區域校企合作和職業教育發展的強有力武器，還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了可借鑒的框架和思路。”方展畫說，政府應把校企合作納入自己的工作內容和職責范圍統一統籌規劃，特別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企業所屬的行業部門、生產部門以及人事部門，應當聯合做“紅娘”，為學校和企業牽線搭橋，促成校企“聯姻”。
然而，在更多地方，缺少有關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規，政府在出面統籌協調校企合作、聯合辦學、制定區域技能型人才發展規劃等方面的作用缺位，致使校企合作的運行機制、體制和模式未能真正建立。
國家關于職業教育的督導報告也顯示：校企雙方的責權利缺乏制度保障，校企合作辦學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據抽樣調查，僅有16.8%的市（地）、縣教育局長表示本地區在中等職業學校專業設置審批中，制定并實施了企業參與的制度；有61.6%的企業建議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全程參與人才培養、相關評估標準的制定和實施；有67.4%的企業希望政府出臺明確政府、行業企業、學校等各參與主體權責的政策文件，推動組建職教集團。
“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就要盡快構建由政府主導的校企合作政策與管理機制，以立法的形式制定有關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法規或條例，明確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職責和義務。”黑龍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志強說。
校企合作的國外亮點
健全有力的法制保障
美國1962年就制定了《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方向,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分別簽署了《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和《學校工作多途徑法案》，把學校和企業的合作作為高職教育的一條根本原則，促使工商企業與職業學校進行深層次合作；德國有《職業教育保障法》；澳大利亞有《國家培訓保障法》；英國頒布多部法案，并設立重大項目落實政府的戰略。這些國家完善的職業教育法律體系是保障職業教育良好發展的首要條件。
權威有效的行業組織
德國有涉及376個職業的職業教育培訓條例，分別由聯邦、各州、行業雇主協會和雇員協會四方代表聯合制定；澳大利亞行業組織全面參與職業教育產品的開發、辦學過程及質量控制；美國、加拿大由本行業具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員工制定教學計劃，明確某項職業應具備的所有知識、技能要求。這些行業組織是企業和職業教育聯系的重要紐帶，細化了企業所需人才的培養目標、知識技能要求，評估了學生掌握相關專業知識技能的程度，提升了校企結合的合作層面。
靈活多元的資金籌措方式
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年收入達一定數額的企業未支出固定比例的員工培訓費用，須依法向國家培訓保障機構繳付其差額；日本產業界通過向學校投資或提供“獎學金”等形式為職業學校投資。政府、企業等靈活多元的投資方式有力保證、維系了校企之間緊密結合的關系，為深層次的校企合作奠定了經濟基礎。
系統權威的職業資格認證
德國“雙元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擁有公正嚴格的考核體系，行業協會組織統考，職業證書統一發放，持證方能上崗；澳大利亞采用全國統一資格認證框架保證其權威性；英國國家職業資格體系中有900多種職業要求，覆蓋勞動力市場的87%。集系統性和權威性于一身的職業資格認證已是多種成功的校企合作模式衡量所培養人才的有效標準。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教研究中心主任邢暉——
靠制度建設推進校企深入合作
校企合作、產教結合是關系國家技能型人才培養的一個社會公共命題，絕非僅僅是教育命題，理應將其放在更高的國家戰略、國家制度層面上去審視和完善。職教立法的保證、專項規章的推動、財政經費的支持、特惠政策的傾斜、獎懲政策的調節、協調組織的保障，都是重要的制度創新。結合當下實際，筆者認為最緊迫的制度建設有以下四個方面：
權威的法律保障。據了解，《職業教育法》修訂在即，《校企合作條例》也正在醞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教育部門主導的專門性法規，與勞動法、企業法、就業促進法、稅務法等，一定要相互銜接、保持一致，且要明確法律責任，強調法律后果。
有效的協調溝通制度。當前，政府多個部門的協同化問題是較大難題，教育、人保、發改、財政、稅務等部門在對待校企合作中的一些問題時各有立場。雖然，職業教育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已經建立，但缺少能駕馭相關部門的權威領導牽頭，實際效果不明顯，亟待改善。同時，校企合作涉及人財物和信息資源的配置及交換，若要真正做到齊抓共管，各盡其責，相互溝通，互惠互利，需要一個有效的制衡機制。
有力的財政及政策支持。一是鼓勵行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和培訓，減免舉辦職業院校企業的土地稅收，減免部分用于該行業企業辦學經費，實行行辦企辦學校退休教師與其他職業院校退休教師同等待遇制度。二是剛性規定企業必須按照職工工資總額的1.5%-2.5%提取職業教育經費，其中一部分由各級政府統籌，納入校企合作專項資金，其余部分返還學校或培訓機構。三是設立校企合作專項資金，主要用于購買學生和教師的實習崗位、聘用企業界人士擔任兼職教師、資助民辦院校為學生實習辦理實習責任險、共建實訓基地等；四是建議規定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全國500強企業必須接納職業院校教師和學生下企業實習和實踐，并將執行情況納入企業年檢。
高效的咨詢和信息服務制度。校企合作需要橋梁紐帶，行業組織和中介組織可以部分發揮牽線搭橋、信息溝通的作用，如在學校招生、專業建設、學校管理、學生就業，企業員工招聘、技術開發等方面提供咨詢服務。目前最大的難題是，行業組織的屬性沒有權威法律界定，行業組織的形態和工作機制形式各異，中介機構目前并不健全。當前，應大力發展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這是市場調節的重要形式，是政府委托服務、購買服務的有效形式，也是校企合作必不可少的服務保障。
中國化工教育學會秘書長任耀生——
加大行業在校企合作中的話語權
校企合作是解決當前職業教育和行業企業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問題的關鍵點。但是，199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后，職業院校辦學管理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大部分職業院校脫離行業改制為屬地化管理，而原政府經濟部門管理的職業教育的主要職能卻沒有真正得到轉移落實，使得此后職業教育的管理職能出現行業缺位的狀況，行業在審批、認證、評估等管理環節上幾乎喪失了話語權。這種缺位給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就職業院校而言，由于脫離了行業指導，職業院校不清楚行業對于一線技能人才的需求有哪些變化。因此，10年來，盡管全國開設化工技術類的職業院校由原來的100多所增加到1000多所，但是專業布局無序發展，課程設置缺乏靈活性，教學內容更新緩慢，實訓基地建設薄弱等問題卻一直制約著職教質量的提升。
就行業企業而言，盡管經過連續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化工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大而不強，無論是產業集中度，還是在整體生產技術和技術創新方面都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這與缺乏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支撐不無關系。
要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需要政府著力培育和大力支持有責任、有能力、有條件的行業組織，加強對行業組織的審核管理，建立行業參與職業教育質量管理的機制，依據行業提供的人才需求預測制定職業教育布局和發展規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