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2021年的就業形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紀南日前表示，隨著我國經濟的企穩向好，就業將延續總體平穩的態勢。但張紀南也提到，我國今年的就業總體壓力不減。今年我國待就業安排的城鎮勞動力仍在1500萬人左右，而今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909萬人。2020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較為突出。不少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相繼減少招聘或延期招聘，導致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都面臨就業難的嚴峻挑戰，大學生就業市場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問題凸顯。
疫情影響下大學生就業市場供需失衡顯著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表示，2020年初，受疫情的沖擊，我國企業停工停產較多，就業市場受到明顯影響，2020年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6.2%。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會影響實體企業的正常運營，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在盡力縮減人力成本，即使是財政撥款的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也會盡力降低行政管理方面的開支。所以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衡是導致就業難的首要原因，當然，大學生自身的擇業價值觀也是制約其就業難的重要因素。部分大學生將擇業范圍僅局限于體制內的公務員、國企、事業單位等機構，很少考慮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就業機會，這導致體制內的就業崗位呈現過度競爭態勢。而在疫情的影響下，體制外的民營企業也不得不縮招甚至停招，這導致體制外就業市場的總容量減少，不少大學生也被迫轉入到體制內崗位的應聘競爭賽道中來，由此加劇了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矛盾沖突。
以大學生就業市場中炙手可熱的金融行業為例，可以窺探疫情對于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影響機理。以往，金融行業的跳槽會帶來崗位間的流動性釋放，比如銀行中客戶經理的跳槽，客戶經理助理就會升任客戶經理，客戶經理助理的崗位空缺出來就可用于招募大學應屆畢業生。而在疫情之下，原本金融行業的頻繁跳槽也大幅度減少，即使企業變相降薪或減少福利也不會引發企業員工的跳槽或離職，所以企業社會招聘崗位的流動性基本凝固，進而也影響到企業的校園招聘。當前，有些金融企業能夠釋放出來的崗位只有銷售崗，某些保險公司一般會在經濟下行周期逆勢擴招銷售人員，往往以極低的底薪招募大學生或社會待業人員，但這種就業供給不具備穩定性和長期性，后續這類銷售人員跳槽和離職的概率較高。金融行業對于人才的招聘需求往往側重業績導向，金融產品銷售崗位是最能帶來商業利潤的崗位，所以該類型社會招聘需求巨大。而金融產品銷售不僅對于應聘者從業經驗有著很高的要求，對于應聘者是否具有高凈值客戶人脈資源圈也極為看重，因此該類型崗位基本上都不招募應屆生。而能夠招募應屆生的崗位基本都是金融行業的中后臺，這類行政輔助類型的崗位極少，每年能夠釋放出來的職位都不到10個，但往往會面臨上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競爭。
大學生就業相關政策帕累托改進空間較大
在體制內的就業市場中，通過諸多嚴格的硬性條件門檻來遴選應聘者已成為慣例，這主要源于市場中存在巨大的人才供需比缺口。在此環境下，要尋求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鑰匙，就必須找到政府、市場、大學生三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如何既能保障大學生合理的就業需求，又能發揮大學生人力資本驅動企業利潤增長的內生引擎作用，政府在大學生就業相關的政策創新方面大有可為。目前來說，構建多層次、多元化、多類型的就業市場對于滿足不同學歷、不同專業、不同年齡的大學應屆生畢業生尤為必要。比如：今年兩會代表提出的延遲退休和“35歲求職門檻”等現象，都有較大的政策帕累托改進空間。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國博士畢業生平均年齡是33.17歲，如果博士畢業生之前有2~3年的工作經歷，基本上年齡都在35歲以上了。所以35歲的年齡門檻顯然不太適合博士研究生以上的高層次人才招聘條件，而且部分理工科專業甚至有5~8年學制的博士研究生，這類高精尖人才在某一專業領域已達到很深的造詣，也奠定了提升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基礎。
如果這類高層次人才畢業就面臨失業的挑戰，豈不是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尤其是醫學、理工科、經濟金融等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往往隨著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更能發揮出產學研結合的商業價值，因此對具有工作經驗的應屆博士畢業生，35歲的求職門檻顯然會約束到高層次人才的引進。我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優化需要中高層次人才的貢獻，而中高層次人才的培育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工作經驗的積淀，所以針對中高層次人才的招聘和引進門檻應放寬年齡限制。未來大國之間科學技術和教育文化等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多地體現在中高層精英人才的競爭上。比如在基礎理論科學、信息技術、經濟金融領域，有豐富從業經驗的復合型專家非常受市場的青睞與歡迎。因此，打破年齡的壁壘是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趨勢的需求。而在體制外的民營互聯網企業的就業市場中，以商業業績為導向遴選應聘者成為新常態，細化的硬件門檻限制則少很多。民營企業對于年齡、學歷、教育背景等條件設置較為寬泛，年近50歲的計算機從業人員在社會招聘的就業市場中仍有需求。
與時俱進推進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給側改革
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有常見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在疫情的擾動下，三駕馬車的功能均受到嚴重制約，以知識付費和精神消費為主要載體的網紅經濟異軍突起，創造了大量專業技能型的崗位供給。互聯網機構對于信息技術方面的程序員需求較大，也創造了一大批知識型的高收入群體。近年來，互聯網平臺中的網紅專家大多具有數十年職業技能，有些專家并沒有耀眼的名校教育背景，但卻能創造出深受市場歡迎的文化作品，并從中獲得豐厚的市場化業績報酬。這表明，解決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應與時俱進地推進供給側改革，倒逼我國教育行業提升大學生的職業核心技能。我國新興的互聯網共享經濟領域可容納大量的大學生就業和創業，并且該領域還能提供不低于體制內同等的薪資福利待遇。有些“90后”乃至“95后”大學畢業生專注于自身擅長的領域，將專業特長發揮到極致，最終在資本市場成功融資并順利上市。
在知識付費型行業的就業市場中，也表現出與傳統就業市場不同的特質，市場上極為火爆的財經視頻，很多并非出自于知名經濟學家，反倒是一些普通大學的經濟類本科生制作的財經視頻，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廣受市場歡迎，這說明我國財經教育降維變現的市場空間非常大。另外，我國高等教育還應與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真實需求緊密結合，通過高校與企業合建實踐教學基地，銜接高校專業知識供給與企業職業技能需求之間的關系。例如，目前很多企業對于大學生的電腦辦公、互聯網運用、社交營銷技能等要求較高，高校應加強對于這類專業技能的培訓，邀請企業高管來高校教學。目前全國各高校也推出了校外創業導師制度，有效彌補了高校在實踐教學方面的不足，對于拓展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和社交能力有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