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被就業”事件在多所高校出現，其中詳情值得關注與探究。部分學生在個人所得稅APP中竟然發現自己還沒有畢業就已經工作且領了工資，這種“貓膩”到底從何而來?是高校迫切需要就業率，還是企業偷稅漏稅的擋箭牌?“被就業”亂象還需要加強治理，在相關政府部門、高校以及企業的通力合作中，確保就業趨勢與環境。
大學生“被就業”亂象，糊弄了誰、有何危害
三方協議映射出一所高校、一個專業的學生就業率。最能體現應屆學生就業率的就是三方協議給出的數據，同時該數據也是衡量高校專業課程設置是否科學、人才培養體系是否合理的依據。如果關鍵數據缺乏監管，就會出現人工注水的情況，甚至沿襲成為不良風氣;對于三方協議在不加審核的情況下，就加蓋企業公章;沒有簽訂協議，就不發放畢業證;或者直接從電商網站對三方協議進行代簽，讓其成為生意……這一系列亂象，讓學生深受其害。
虛假的數據嚴重危害了學生和企業的利益。因為數據造假，企業不清楚學校的真實水平，只得借助經驗與排名的方式考核學生;應屆畢業生初入社會簽訂的第一份協議就帶有造假性質，影響非常不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數據會上報教育部，然后由教育部對相關數據進行判斷與調查，最后調整高校的專業布局和招生政策。就業數據關系著國家人才戰略和高等教育人才的塑造計劃，如果數據存在虛假，很可能出現連鎖效應，讓政策繼續走偏。對于上述問題，教育部已經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強制學生簽訂勞動合同與就業協議，不能將簽約和發放畢業證書掛鉤。確保高校就業率數據的真實性，才能不斷提高教學質量與就業水平，才能更好滿足市場的人才需求，所以大學生“被就業”、沒有真實性的三方協議必須廢除。
大學生“被就業”亂象為何出現
首先，高校就業存在行政化傾向。當前個別高校受金融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面對就業形勢，不得不通過行政方式或者短期行為拉高就業率，落實就業率任務和指標。應屆生就業率作為考核與評價高校的核心指標，不止是衡量高校領導政績、辦學質量的關鍵指標，同時也是審核新增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的關鍵因素。應屆畢業生就業率作為衡量政府需求的關鍵，對地方政府而言，關系著大學生就業問題;對于教育部門而言，關系著就業政策的執行力度、所在地區高校的畢業生受歡迎程度與辦學質量。
其次，高校的就業評價指標不科學。很多高校針對應屆生就業率都有明確的要求與考核機制，所以很多高校挖空心思拉高就業率，二級學院會接到來自學校的就業率指標與進度指標，這些還與輔導員的職務晉升、業績考核、評審晉優等掛鉤，正因如此，個別高校甚至出現冒著被教育主管部門懲罰的風險注水“就業率”。一些高校甚至背地里規定，如果畢業生沒有簽署就業協議，就不給予畢業證書，面對種種壓力，應屆畢業生會想方設法找關系、托熟人在協議書上蓋上公司的章印，甚至找簽約代理公司來落實蓋章任務。
最后，監督體系不夠全面。與高校相比，應屆畢業生作為弱勢群體，一些大學生對“被就業”抱著不甘的態度，當出現“被就業”問題時，一些大學生會直接向高校專門主管就業的部門反映，或者向社會上的新聞媒體說明這種情況不公平，或者在貼吧、知乎等網站上發帖尋求幫助，但其結果是只有少數錯誤被糾正，較少的問題被解決，大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依然存在。因為學校缺少來自第三方的監管，學校壓力主要來自上級教育主管部門施壓，在就業率方面，教育部和學校的目標是一致的。雖然自媒體的監督職能正在逐步增強，但只有引起政府主管單位的注意，才能發揮更大作用，形成更強的約束。
大學生“被就業”亂象治理：政府、產業、高校“三螺旋”應發揮作用
政府應積極助推產學研合作，幫助高校就業去行政化。一方面，為企業提供資金與政策支持，形成發展共識。企業作為經濟效益的重點，很多戰略都是圍繞該目標進行，所以政府必須為企業提供有效的資金與政策保障，讓企業全力投入到產學研合作中。雖然高校和企業間的價值觀沒有沖突，但也存在不一樣的地方，難免出現沖突與矛盾，所以政府必須搭建良好的交流平臺，讓高校與企業達成共識，在產學研合作中，加大懲罰與獎勵力度，通過監管機制，助推產學研發展。另一方面，從高校就業中去除行政化。對當代高校的教育機制進行改革，從根本上打破行政化的形象。為達到去行政化的效果，除了要形成良好的大學制度，還應堅守學術導向，形成良性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機制。通過行使不同于企業、政府的管理機制，展現學者的民主與自我管理效果。助推高校結構性和教育性改革，讓高校專業結構和市場就業需求一致，從根本上降低大學生的結構性失業。另外，政府要主動形成人才監測機制，通過分析人才需求和職業崗位，適時調整專業，培養特殊人才。
打造創新創業型師資團隊，優化就業率的考核與統計過程。一方面，打造創新創業型師資團隊，優化人才培養機制。高校建設更多的體現為專業、學科以及課程建設，為了培養創業創新能力，必須體現學科創新性，完善專業結構，擬定有效的專業課程，建成一支創新創業型的師資團隊。同時，結合不同學生的情況擬定富有個性的評價機制。雖然個性化的評價機制目前不能全面實施，但學生可以自愿參加個性化評價，為學生留出更多選擇空間。另一方面，優化就業率的考核與統計方式。對就業率的統計主體進行改革，由第三方提供透明、公正、公開的信息，結合國外做法，通過第三方中介統計就業率，通過監管、審核，從源頭上避免虛假資料。同時，由政府制定標準，優化統計指標與方法，結合就業規律，在時間上保障應屆生理性就業。
增強產學研合作力度，加大政府與學校監管。一方面，轉變觀念，為高校提供更多實踐機會。與企業自己設置科研部門相比：和高校合作是最有效最經濟的方法，高校擁有龐大的科研團隊和較高的科研水平，所以企業可以主動反哺高校，從科研經費上進行資助。同時，由企業對高校輸送教育資源，將最新動態傳達給學生。另一方面，增強政府與學校監管力度。目前，很多高校在就業率統計上還存在制度缺陷，高校作為統計主體，也是就業率數據的關鍵，這種自評的統計方式為就業率趨高提供了平臺，外加監管不力，讓就業率數據存在種種虛假。對此，政府應當改變和高校的發展關系，在政府放權的同時，增強監管力度;在深化就業率統計的同時，增強弄虛作假的懲罰力度。(作者為湖南科技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